刘建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29
关 键 词： 1954年前后 中国台湾问题 苏联政策
摘 要： 1954年前后中国采取了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作为盟友的苏联尊重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选择并在政治、外交和实际行动上给予了支持。在军事领域扩大了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援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了解放台湾等相关作战方案的制定。苏联支持中国解放台湾的政策对中国武力解放台湾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The Soviet Union’s policy response on Chinese Taiwan issue Before and after 1954)
Author: Liu Jian-p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Economics)
key words: Before and after 1954; The Chinese Taiwan issue; The Soviet Union policy
Abstract: The Chinese military action of shelling Taiwan island in 1954 was understood and supported by the Soviet Union. It included not only public statements and diplomatic support,but also the efforts to increase military aid. Advisers of the Soviet Union directly involved in formulation of the battle plan to liberate Taiwan .The Soviet Union’s policy response on Chinese Taiwan issue Before and after 1954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liberating Taiwan in force and developing Sino-Soviet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nd two countries.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既定方针。中央早就确定解放台湾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收复沿海岛屿，第二步解放台湾。[①]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将搁置已久的解放台湾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在1954年7月做出了武力解放台湾的决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盟友的苏联，对此给予了积极反应。 本文拟对1954年前后中国解放台湾的决策和苏联对中国解放台湾军事行动的政策反应及其影响做出阐述。
一、1954年前后中共解放台湾的政策思考
早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前后，华东军区就已开始思考解放台湾的问题。但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并没有马上攻打金门、解放台湾的打算。在1953年9月4日的一次军委例会上，彭德怀在谈到军队建设问题时说，“十年之内不要想去打台湾”。[②] 彭德怀的说法并不表明中央军委将解放台湾的任务推后十年，但至少说明当时中央是将解放台湾问题从长计议的。在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大陆还不具备攻打台湾的实力，攻打近海岛屿金门的作战时机也不成熟。因为还没有一条铁路可以通到前线，机场、码头刚刚动工兴建，海陆空三军还没有进行过联合作战演习。华东军区在1953年9月7日给中央军委呈上了一份《攻击大陈、金门作战方案》，提出了先攻打金门而使其他岛屿不战或小战而解放的建议，认为这样付出的代价比较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经过斟酌后肯定了华东军区的想法，并要求华东军区在1955年1月底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随后总参谋部拟定了攻打金门的准备工作计划。为了慎重起见，中央军委责令相关部门就攻打金门的作战费用包括修建机场、造船及所需武器弹药油料以及车辆器材物质等做出预算后再行议定。预算结果令人吃惊，高达近5万亿元（旧币）的费用，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为费用甚高且无取胜把握，于是下令华东军区停止攻打金门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需费近5万亿元（旧币），无法支出。至少，1954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③] 在1954年2月12日周恩来主持的海军建设问题会议上，维持了不增加军费，各种特种兵建设经费缩减，集中国家财力建设重工业的方针。攻打金门的准备工作被搁置下来。
促使中共中央在1954年7月决定采取炮击金门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1954年前后，美国加紧插手台湾事务，积极策划“两个中国”，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地区，造成台湾从大陆永久分离出去的严重危险。1953年9月，美国与国民党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承诺美国对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大陈等岛屿实施协防。随后美国与台湾继续就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加紧了谈判的步伐。同时美国动员英法等国家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问题“国际托管论”等论调。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威胁着中国统一大业的实现。二是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仰仗美国的支持，不断对大陆沿海诸岛进行袭扰。特别是盘踞在大陈岛的蒋军，以大陈岛为指挥中心，依托所控制的上下大陈、渔山、披山、一江山、鹿山等7个岛屿，多次对到中国大陆的国际商船和油轮进行袭击并将其劫持到台湾，严重威胁中国航运和渔业的发展，也威胁中国的领海领空的安全。为了打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嚣张气焰，迫使美国放弃与蒋介石订立《共同防御条约》，同时伺机收复沿海岛屿，维护中国的领海领空安全，进而解放台湾本岛，实现祖国统一任务，中共中央在1954年7月做出决定，拟对来华外国轮船加大护航力度，掌握东南沿海制海权和制空权；在军事目标上对大陈岛和金门岛实施轰炸，解放这些岛屿。
7月11日中央军委下达轰炸大陈岛、攻占一江山岛的指示。中央军委责令总参谋部迅速拟出对台湾军事斗争计划。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多次讨论，形成了此次军事行动的原则和政策：炮轰只对蒋机和蒋舰，不对美机美舰，不主动惹事，但也不示弱。形成了充分准备、慎重初战，用牛刀杀鸡的作战指导思想。也形成了“边打边建”的方针，即在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加强海军和空军建设，推动军事工作、外交工作、政治宣传工作和经济工作。[④] 考虑到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中国即将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庆节举行阅兵需调一部空军。为避免蒋机报复时上海防空力量不足，决定将轰炸大陈岛行动推迟到10月5日之后，但保护商船和炮击金门仍如期进行。这样在1954年9月3日福建前线首先开炮，对金门蒋军实施猛烈炮轰。9月22日，福建前线对金门再一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炮轰。
11月1日到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令对大陈岛和一江山岛进行大规模轰炸。美国对此反应强烈，内部争吵不休。同时围绕着要不要协防国民党占领的沿海岛屿，美国与蒋介石集团产生重大分歧：美国协防区不想包括国民党占领的沿海岛屿，而蒋介石集团又不愿意放弃沿海岛屿。但双方很快达成妥协，于12月2日正式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此条约对美国协防区域作模糊的规定：即在台湾、澎湖以及其他双方都认为必须防卫的“领土”，台湾集团则在事实上承诺不得单方面进攻大陆。
中共中央为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从1954年12月21日到1955年1月，命令华东军区连续轰炸上下大陈岛，发动了解放一江山岛的强大攻势。从12月21日到1955年1月10日，解放军共出动空军轰炸机28架次，强击机46架次，歼击机70架次，5次轰炸大陈岛，炸沉国民党坦克登陆舰“中权”号，并重创4艘舰只，解放军鱼雷艇击沉国民党炮舰“洞庭”号。[⑤] 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立体攻势，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成功地解放了一江山岛。
蒋介石集团为报复一江山岛的失败，派飞机12架轰炸福州，造成居民死伤，大量房屋被毁。此时，美国经过激烈辩论，已经确定只对国民党占领的金门和马祖实施协防，要求国民党蒋介石部队从大陈岛撤退。为了协助蒋军撤退，并对中国形成强大威慑，美国从1月22日,从珍珠港抽派三艘航空母舰加入第七舰队,并通知太平洋地区其他部队在必要时开赴台湾。 1月25日，太平洋地区一个F-86轰炸机联队被命令在十天内进驻台湾。[⑥] 此间，美国在台海地区部署了大量海空力量：4艘航空母舰，12艘驱逐舰，另有“普林斯顿”号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空军方面将原来F-86型轰炸机由45架增加到72架。美国对外大造声势，准备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
美国的军事威胁并没有吓倒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收复了大陈、渔山、披山诸岛，解放了浙东沿海岛屿。之后于1955年2月26日至3月初，对马祖北面的高登岛和金门附近的岛屿进行了猛烈的炮击。此间，总参谋部拟定福建作战计划，打算在一年内解放马祖、金门。中央军委已经同意首战放在解放马祖上。1955年4月亚非会议的召开，中国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停止，解放台湾的任务再次推迟。
二、苏联对1954年前后中国解放台湾军事行动的政策反应及其影响
1、尊重中国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并在政治、外交和实际行动上给予支持
中共中央在1954年前后做出解放台湾的决定后，就将意图向苏联进行了通报。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就台湾问题专门发表意见，提出要采取措施破坏美国和台湾签订条约的可能，要在宣传和外交方面想一些办法。[⑦] 周恩来在三天后返回日内瓦会议取道莫斯科，向苏共领导人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通报了中共的想法。[⑧] 1954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次就解放台湾问题致电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对将台湾问题耽搁半年之久，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没有及时向全国人民提出解放任务，没有及时在军事、外交、宣传等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周恩来迅速在7月29日来到莫斯科，就中共中央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行动向苏联党政领导人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进行了说明。强调了中共提出解放台湾任务的紧迫性和台海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提出这一任务的目的所在。[⑨] 周恩来的阐述使苏共中央清楚地了解了中共中央对台的基本政策。1954年9月2日，就在炮击金门的前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就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九周年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发去电报，又一次表达了解放台湾的决心：“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战争政策，一定要解放台湾，以保障中国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维护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和安全。”[⑩]
对于中国解放台湾的呼声，苏联媒体比较积极地进行了报道和宣传。首先对发生在台海地区的劫船事件进行了谴责，对美国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揭露。针对6月23日苏联油轮“图阿普斯”号被劫持到台湾事件，7月9日，苏联《真理报》发表观察家的文章，谴责了美国在台湾地区公海上对商船的进攻“是在美国政府的知情下干出来的，而且毫无疑问地是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的计划中的措施的一部分。”“海盗式的劫走苏联油轮‘图阿普斯’号事件表明，在美国政府保护下的台湾地区采取的行动无法无天到了什么程度”。[11] 8月24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和莫斯科其他报纸，都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8月27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驻北京记者莫·多莫加茨基赫德的文章“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占领台湾岛，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的完整和主权，并在远东造成紧张局势。因此，中国人民一致决心要解放台湾。和平敌人的任何阴谋，都将阻挡不了中国人民完成这个崇高的历史任务”。[12] 9月15日，苏联《真理报》发表勒·托尔库诺夫“危险的赌博”文章，指出：“美国统治集团的这种挑衅行动，只会使远东的紧张局势加剧。中国的爱国者把这种行动看成是美国粗暴的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因为金门岛和台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范围之内。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13]《真理报》的这些报道遥相呼应了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的宣传运动。
苏共领导人对于中国解放台湾的呼声和愿望，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作为当时苏联最重要领导人马林科夫对中共对台政策的通报没有过多地表态。马林科夫在8月1日致电毛泽东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7周年，在9月4日回复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祝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九周年的电报中，都只字未提台湾问题。倒是赫鲁晓夫表现出与马林科夫不一样的态度。就在中国炮击金门后不久，他率领庞大的苏联党政代表团于1954年9月30日访问中国，发表了理解、同情和支持中国解放台湾军事行动的声明。就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这是中国炮轰金门以来苏联领导人首次公开表态。赫鲁晓夫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六万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它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愿望，对苏联是亲切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苏联人民对伟大中国人民的崇高事业表示深切的同情，支持中国人民从台湾蒋介石匪帮压迫下解放自己受苦难的弟兄并消灭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匪帮的决心。这是行使中国的主权。我们坚信真理一定胜利。台湾一定能够解放，一定能够回到自己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14] 中苏两国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宣言》，一致宣布“美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地位和支持、援助台湾与维护远东地区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相悖的……”[15]
苏联对中国解放台湾斗争的支持更多地表现在国际舞台上。在联合国，苏联反对美国侵占台湾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这对于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实力仍很有限的中国来说意义深远。1954年9月30日和10月15日,苏联两次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关于“侵犯在中国海面航行自由”的提案和关于“侵略中国的行为以及美国海军对这些行为的责任”的提案。在12月联合国大会上，苏联代表坚决反对美国将所谓“控诉”中国审判美国间谍案列入大会议程，进一步提出谴责美国侵略中国的提案。就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不久，苏联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索波列夫发表讲话，指出，这个条约旨在“使美国武装部队对台湾的占领永久化。”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同美国驻苏大使波伦会谈时，指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进行战争威胁，提出美国应从台湾海峡地区撤走一切军队。针对新西兰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所谓要求讨论和干预中国沿海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的提案，1955年1月30日，苏联向安理会提交了“美国在中国的台湾和其他岛屿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的提案，谴责美国在台海地区的行为，要求美国撤出其军事力量。苏联在外交上的斗争，有效地牵制了美国企图利用联合国，将台海问题交由国际托管、共管等图谋，积极地声援了中国在台湾的军事行动。
2、援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解放台湾军事作战方案的制定，苏联加大与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苏联顾问直接参与了解放台湾军事作战方案的讨论和制定。1953年8月，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为拟制攻打金门的作战计划，带领一行人到厦门进行实地考察调研，随行人员中有8名苏联顾问，他们参与了绘制金门地形图的工作。[16] 浙东战役和攻打一江山岛战役是此次解放台湾军事行动中非常重要的战役，在浙东战役和大陈岛轰炸方案制定时，苏联首席顾问就登陆时间、飞机架次、炸弹吨位和时间配合等问题提出建议或意见。尽管他们提出的建议或意见表现出不了解中国国情，教条、固执等特点[17]，但是苏联专家的直接参与表明苏联军方对中国军事行动的支持。
在1954年中国采取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期间，苏联与中国军事合作的力度加大了。苏联在贷款、派遣军事专家，提供海空武器装备制造技术，特别是在核工业方面给予中国援助，帮助中国迅速发展军事工业并很快具备自造能力。
在中国紧锣密鼓地进行解放台湾的政治动员时刻，苏联主动提出将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技术图纸提供给中国。1954年7月21日，苏联总顾问彼得鲁瑟夫斯基面见彭德怀，告知苏联政府决定把米格-17喷气飞机图纸和85高炮、85加农炮图纸提供给中国。[18] 8月10日苏联正式提交给中国政府一份备忘录，进一步明确苏联将向中国提供最新装备的生产项目内容，包括为15家新的国防企业提供设备和援助，援建另外14家新的工业企业，包括一家为年产600门防空高炮的企业生产控制系统的工厂；为炮兵阵地提供设计、安装和使用发射装置设备的援助等。[19] 更详细的情况沈志华在《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作了考察。在中国炮轰金门后不久，苏联向中国追加了约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主要用在了新改进的军事技术项目生产上，用以代替1953年5月15日中苏协定中所规定的那些旧类型的军事技术的生产：即以米格-17喷气飞机代替米格-15比斯型的飞机；以装有“格罗门2”型雷达和普阿左116型炮兵指挥仪的新式85公厘克斯18型高射炮代替1944年式85公厘克斯高射炮；以B-34-M11型的新式坦克发动机代替B-2-34型发动机；以新式φП-100滤器代替φП-75型滤器；以K-5活性炭代替K-4的活性炭。同时应在中国企业中组织1944年式85φП-100公厘师属炮的生产。[20]
1954年11月台海军事斗争进入紧张的时刻，中苏于1953年6月4日签署的《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在11月陆续落实到位，图纸资料、器材设备、技术人员等如期到达中国。苏联专家从舰艇设计、建造工艺、安装调试、工厂设计、交船验收、选择各型舰艇试航基地，培训中方技术人员等环节严格把关，并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和帮助，这使中国舰艇制造工业顺利起步并且起点很高。1954年10月，中国海军从苏联购买的第一批驱逐舰到达青岛基地。在苏联专家严格而正规的训练和对口培训下，中国舰艇人员军事素质迅速提高，很快能够独立操纵这批驱逐舰。到浙东战役和一江山岛战役时，中国的海陆空已经能够协同作战，有效打击蒋介石的空军和海军了。
1955年1月，在苏联的建议下，中苏两国试图在远东防空方面进一步加强军事协同合作，并通过谈判在2月6日签署了苏联远东军区和太平洋舰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的联合防空协议。此协议包括了关于防空兵力、兵器歼灭越境敌机的协同作战计划，关于防空兵力、兵器协同演习的实施计划和中苏防空作战协同方案图。[21] 尽管这一合作计划在实际操作中搁浅，但对于正处在日益激化的台海局势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发动一江战役、美国发动核威慑攻势前后，苏联开始在帮助中国进行核工业建造方面从不积极的态度变得积极了。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主动向中国建议，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1955年1月20日，中苏双方签署《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3月11日，尤金大使和苏联经济总顾问弗·谢·阿尔希波夫面见周恩来，转达苏联政府通知：请中国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设计实验性原子堆、供应有关设备、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和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等事宜。[22]中苏原子技术合作的积极走向，对中国增强战胜美国原子弹恐吓的信心方面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3、苏联支持中国解放台湾的政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1954年前后苏联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所持政策是积极的，对中国解放台湾的行动和信心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入发展的最好时期。
第一，迫使美国在台海地区的政策选择上不得不考虑苏联的存在和威慑力。苏联对中国解放台湾斗争的支持，对于国际影响力和军事实力仍很有限的中国来说意义深远。特别是赫鲁晓夫在中国炮轰金门之后访华，发表声明，签署协议，使美国看到的是牢不可破的中苏友好同盟关系和中国在苏联对外关系上的重要地位。这使美国在评估苏联是否会参与中国台海军事斗争时，作出了苏联会参与战争支持中国军事行动的判断。如美驻苏大使查尔斯· 波伦（Charles Bohlen）就曾提醒政府注意，不能排除由于偶发事件而引起的战争。艾森豪威尔也承认，莫斯科和北平的目的虽然不同，但他相信在这次危机中，俄国人将被迫支持其最大的盟友。[23] 在上述对苏联影响力的评估下，美国不得不考虑其是否有可能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境地，重新评估其主要敌人是中国还是苏联，战略重点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的问题，不得不考虑对台政策是否导致失去盟友，比如英国的支持等问题。[24] 美国在政策抉择中不得不谨慎从事，尽量避免可能爆发的战争。不得不做出将台湾问题交由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解决困境的办法，这又使美国与蒋介石矛盾不断尖锐化。11月2日，在中共炮轰大陈时，美国决策者的判断依然是：同中共的全面战争还意味着同苏联的战争。“假如莫斯科拒绝向它的盟友提供帮助的话，苏维埃帝国将迅速土崩瓦解。”[25]
第二，苏联在军事方面与中国合作的加深，直接提升了中国解放台湾的实力和信心。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援助，是苏联当时最为先进的装备和技术。它使中国的军事工业迅速强大起来并开始具备自造能力。苏联专家给予中国海空军事工业布局的指导和海空骨干力量的系统培训，使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在解放一江山岛的实战中能够快速组织起海陆空三军立体式联合作战并取得成功。1955年初，在美国不愿意放弃实力政策，并且正在加紧向台湾运兵，扬言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时刻，中苏原子技术合作的积极走向，对中国增强战胜美国原子弹恐吓的信心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发表《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周恩来主持1月31日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苏联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并发表讲话“我们中国人民，觉得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美国想用恐怖吓倒我们，但是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26]，《人民日报》开辟“坚决反对使用原子武器”专栏，从舆论上不断强调：美国原子武器已经落后于苏联，最怕原子武器的，并不是中国和苏联，而是工业集中的美国。[27]这些充分说明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兴奋心情和对掌握原子弹，战胜美国充满信心。
第三，苏联尊重中国对台军事行动的政策选择,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走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苏联表现出的平等对待中国，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积极面，使中国人民感受到来自苏联的真诚帮助,增进了中国对苏联的信任和友谊关系，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入发展的最好时期。中苏两党在政治上互通信息、协调步骤更加紧密了。在整个台海军事斗争期间，中国主动向苏联通报有关信息。1954年9月末赫鲁晓夫访华时期，毛泽东曾明确地表态：要与苏联互通信息，互相配合，协调一致。[28] 后来在1955年初任命刘晓为驻苏大使，毛泽东向刘晓交待中国对苏政策的时候，又一次明确表示了上述观点。[29] 苏联也明确表示：“每当有关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共同利益的问题产生时，彼此进行协商，以便在保卫两国安全和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方面，取得行动的一致。”[30] 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与苏联保持一致的立场，在舆论上发表支持苏联外交主张的声明，如出席苏联建议召开的全欧会议和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发表社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欧洲会议的召开（11月30日）”、“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的重要步骤（12月4日）”、对苏联解决德国问题的政策表示支持等。
中苏两国舆论也甚赞彼此的友谊和同盟关系。中国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苏联的感激之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比深厚的伟大友谊”（10月13日），“永远和苏联人民在一起，为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11月7日），“进一步增强中苏友谊，反对美国战争挑衅者”（12月29日）。苏联也表达了对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积极走向的肯定。《真理报》社论“中苏之间的同盟和友谊是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因素”（10月15日）。
中苏两国继续就加强军事领域合作不断探索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在苏联主动提出撤走在旅顺口的驻军的情况下进行。这昭示着日益走向蜜月的中苏两国的军事合作必然以平等为前提。
[①]《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册，第40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55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③] 王焰：《彭德怀年谱》，第565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④]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⑤] 聂凤智等《三军挥戈战东海》，第6页；徐焰：《金门之战》，第182页。
[⑥] FRUS,1955-1957,vol.2,pp.123,153。又见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第177页，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⑦]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333、334页。另见逄先知、金从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5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⑧]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396-39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⑨]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343页。
[⑩]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39-5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11] 《人民日报》1954-7-10(4)
[12] 《人民日报》1954-8-30(4)
[13] 《人民日报》1954-9-17(4)
[14]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宣传部:《中苏友好文献汇编》（1949.10——1959.10）[Z],北京：1960，第101-102页
[15] 《人民日报》，1954-10-12
[16] 陆其明,《一次成功的登陆战——追忆张爱萍将军指挥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强攻一江山岛》,海潮出版社2006年，第9、25页，；李立：《目击台湾风云》，华艺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17]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第243-244页。
[18] 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71页。
[19] 谢.冈察连柯《中苏分裂的军事因素》，载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1页。
[20]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第186页。
[21] 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第374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
[22] 《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8年，第457页。
[23] FRUSM,1954-1955,vol.14,p.827,另见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43页。
[24] （美）埃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第521页；另见逄先知、金从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86页。
[25] 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26] 《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8年，第445页。
[27] 参见《人民日报》1955年2月中旬以来的文章。
[28] 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增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512页。
[29]《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
[30] 苏联《真理报》社论：《对远东和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贡献》，1954年10月13日，见《中苏友好文件汇编》1949.10——1959.10，第4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