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崔莉
（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2008年3期，由《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明清史>》2008年11期全文转载）
内容摘要：社会地位较为尊贵的明代宦门闺秀较之平民阶层女子，优先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她们或延请名师，或师从父母、或从宗教宣讲中获得教育。明代宦门闺秀教育呈现以下特点：从女教书籍中获得启蒙，文化成果的闺秀化，名媛结社、出版诗集，才女的地域分布明显。由于商品经济的刺激、文化教育的普及、家庭环境的熏陶、进步思想的推动，明代宦门闺秀才女辈出，女性文化活动繁荣。
关键词：明代、宦门闺秀、教育
明代是一个封建礼教森严的社会。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成为明代女子安身立命的信条，并形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这就导致广大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文化水平较为低下。明代女性的教育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1]，但尚未有对明代宦门女性教育的研究。传统观点认为:宦门妇女是指出身于官宦之家，享有一定特权，生活较为优越的女性。官宦之家虽然钟鸣鼎食之家，但作为封建卫道士，他们用腐朽的封建道德约束女性，尤其是身边的宦门女性深受其害,因此有“一如侯门深似海”的说法。其实不尽然，出身宦门的女性较之于平民阶层，不为衣食所忧，有更好的受教育的条件，并以吟诗唱和为生活乐趣，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化修养，也为以后相夫教子打下基础。下文将以明代宦门女性的文化教育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展示她们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
一、明代宦门闺秀的教育
在漫长的两百多年中，明代造就了为数众多的女性诗人，后期更涌现出许多富有个性和才华的女诗人。苏者聪选注的《中国历代妇女作品选》中，收录88位明代女诗人的作品，有30余位女诗人出身官宦人家，从小接受良好的文学艺术教育，文思敏捷，多才多艺，既能诗词，也善书画，表现的卓越才情令无数须眉折腰。明代有命妇能诗的佳话。如膳部郎中之妻朱氏“能作诗”；都御史李昂之妻陈德懿“通达往典，尤工诗词，有集四卷”[2]。
明代桐城方家一门多才女。大理卿方大镇长女方孟式嫁给山东布政张秉文为妻，志笃诗书，备有妇德，著有《纫兰阁集》八卷，《纫兰阁诗集》十四卷，绘大士像，得慈悲三昧。方大镇之次女方维仪，聪慧过人、攻读刻苦，在诗画创作上长进很快，著有《清芬阁集》。时人对她有“文史宏瞻，兼工诗画”和“工于诗，长于画”的评价。大理卿方大铉之女方维则著有《松茂阁集》[3]。
明代宦门女性在文学创作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在家庭遭遇重大变故时，富有才情的女子较之一般女子更容易产生反抗思想。她们勇敢的拿起纸和笔，把满腔的情怀诉诸笔端，以诗词打动、感染别人，从而改变自己的境遇。铁铉（1366—1402）在惠帝时任兵部尚书，与燕王之兵对抗。燕王即位后，为发泄忌恨之情，杀其及家属，惩罚她的两个女儿为娼。二女没入教坊后，献诗给原问官。其中长女写道：“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园归去已无家。雪髻半绾临妆镜，雨泪空流湿绛妙。今日相逢白司马，樽前重与诉琵琶”。次女的《上父同官诗》写道：“骨肉衰残产业荒，一身何忍去归娼。泪垂玉筯辞官舍，步蹴金莲入教坊。揽镜自怜倾国色，向人羞学倚门妆。春来雨露宽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4]诗词清新宜人，读之如诉如泣，哀婉动人，难怪原问官大动怜才之心，赦免二女的娼籍，配嫁给朝士。又如龙溪教谕之女郭贞顺，其父“授以书，辄不忘。长而通经史，家及子史百家，能为诗”。明初，将军俞良辅率军征讨郭贞顺所住的村寨。士兵即将入寨之际，郭贞顺作《上俞将军》，称赞其“将军高名迈千古，五千健儿猛如虎”，俞将军读之大喜，一寨得以保全。[5]
锦衣卫千户李雄后娶焦氏，李雄死后，焦氏百般摧残四位孩子，玉英作《别燕诗》、《送春诗》，被告为“奸淫杵逆”，拟成“剐罪”。系狱期间，玉英草起辩冤奏章，将合家受冤始末细细祥述，奏章写得入情入理，天子读之，动了恻隐之心，认为“这奴婢事情有可矜”，让三司严加审讯。最后对焦氏处以斩刑，并令锦衣卫为玉英选良才婚配。[6]《醒世恒言》卷二十七，对此也有详细记载，即“李玉英狱中诉冤”一段故事。可见，诗歌不仅成为宦门女性日常生活的消遣，在长期的诗歌创作中，她们不仅提高了文学素养，也使得她们的思想易突破传统思想限制，在封建社会中放射出独有的光芒。
在书画创作上，明代宦门闺秀画家不仅人数大增，其画作水平大幅提高，且这些画家多兼擅琴弈书画诗文数科。据汤漱玉的《玉台画史》统计，女性画家在明以前约67人，明一代则有125人之多，且多为嘉靖朝以后。[7]史家以名媛、妓女两类来区分明代女性画家，其中名媛画家自然多出自宦门。翰林陈沂继室马问卿，善绘山水画，有白描横幅传世[8]。杭州的光禄寺少卿葛征奇善写山水，其妾李因（1610－1685年）擅墨笔花鸟，二人互以图绘为娱。李因的花鸟画在写意画风基础上，从自然汲取创作灵感，潇洒隽逸，备受时人赞许。葛徵奇曾说“花卉我不如姬，山水姬不如我”。葛征奇去世时，其妾李因年仅30岁。在丧夫后的漫长岁月中，李因挟画技以笔墨自给，年七十而卒，成为一位令人刮目相看的女画家[9]。
在音律经史方面，苏州通判黄仪之女黄幼藻，工声律，通经史[10]。万历末年，秦昭奴嫁为江南士人侧室，“颇习诗史”。[11]工部郎中江苏叶绍袁妻沈宜修，乃副使之女。其母沈宜修与三个女儿纨纨、小纨、小鸾都工诗词。小鸾十岁工诗。据说一个秋夜，母女夜坐。母亲吟道：“桂寒清露湿”，小鸾应声接道“枫冷乱红凋”。母女著有诗文戏剧，叶绍袁还特地将它们编为《午梦堂全集》，其女叶小纨精于曲律，著有杂剧《鸳鸯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涉足戏剧创作的女作家。[12]
二、明代宦门闺秀接收教育的途径
由于明代宦门闺秀的生活和活动空间多囿于家庭，从而决定她们受教育的场所多在家中得到父兄的教诲，或就读于为兄弟所设的家馆。宦门妇女的受教育途径有以下几种：
１．延请名师
有的宦门妇女可以受业宿儒或进学堂读书，如在《题明妇出塞图》诗歌中写下“早知身被丹青误，但嫁巫山百姓家”的黄幼藻，乃苏州通判黄仪之女，“少受业于宿儒方泰”[13]。常州孝廉吴某人之女吴绮，从小“慧性过人”，父母“为延师请教”。[14]官宦之家的女子，因家境较好，还可以就读于为兄弟所设的家馆。宦门妇女入学堂读书的情形在明代小说中也有反映：《醒世恒言》卷二十七《李玉英狱中讼狱》中记载，正德年间，锦衣卫千户李雄“收拾起一间书屋，请下一个老儒”，把女儿玉英、儿子承祖，送入书堂读书，后来把二女桃英、小女月英也送入书堂读书。
２．师从父母
有的宦门妇女自幼从父或从母学习。首先，在一些有文化背景的家庭，父母亲自对女儿进行文化教育，传授知识。教谕端廷弼之女端淑卿，幼年时跟随父亲在官邸生活，“日读《毛诗》、《列女传》、《女范》诸篇”，受到启蒙教育[15]。番禺尉林雪窗之女林经，其父“爱而教之以孝经，六岁即能通晓”[16]。明朝才女李璧在《介蓭集》自序中写道“幼时父母授以闺训”[17]。工部郎中叶绍袁妻沈宜修，母女吟诗风气还感染到亲属家的其它女性，以至姑舅伯姊，都“屏刀尺而事篇章，弃织纫而工笔墨”[18]。另有明万历年间华亭进士张本嘉之妻王凤娴，字瑞卿，自幼聪颖，工文墨，富有诗名。在王凤娴的熏陶下，她的长女引元，次女引庆，皆工辞藻，母女时常唱和以为乐[19]。家庭的熏陶可见一斑。
３．宗教施化
由于封建社会中妇女被剥夺了正常的受教育的权利，接受宗教教化成为她们日常生活中受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德时，佛教得势；嘉靖时，道教得势；万历时，佛教又得势，两教的势力虽然此消彼长，但都比较流行。佛教的尼僧往往在寺院、宗祠、勾栏、茶馆等人群聚集处宣讲宝卷，此外，还走门串户，到官宦富人家里去讲授佛法。明代的宣经吸收了词曲戏文的成分，变得活泼通俗生动。
《金瓶梅词话》中有许多宣经的场面，千户候西门庆的众多妻妾和婢女参加，来接受佛教的教化。如四十回，王姑子向吴月娘推荐薛姑子，并夸奖她有道行，讲说《金刚科仪》各种因果宝卷，成月说不了，专在大人家行走，要便接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来。此外，还描述了听经的听众很多，第三十九回记载就有吴月娘、潘姥姥、杨姑娘、大妗子、潘金莲、李娇儿、孟玉楼、李瓶儿以及仆婢，还有来旺媳妇惠香，一直说到四更天，除潘金莲、李娇儿离去，别人一直守着。第七十四回，还记载了歌妓们听宣经，月娘又把李桂姐、申二姐、段大姐、郁大姐都请了上来，听薛姑子宣《黄氏女卷》，一直讲到二更天。第五十一回，吴月娘请薛姑子演颂《金刚科仪》，大妗子、杨姑娘、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李桂姐，众人一个不少，都在跟前围着他坐着听他讲经。可见，佛教中的宣经活动很频繁，拥有大批的妇女听众，而广大妇女也通过宗教故事接受了佛教的因果轮回等宗教思想。
三、明代宦门闺秀教育的特点
1．移花接木应有缘：女教的启蒙作用
随着明代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女教相当发达。如成祖仁孝文皇后的《内训》、、温璜之母的《温氏母训》、解缙的《古今列女传》、《典故列女传》、赵如源的《古今女史》等。一些女教书籍把深奥的伦理编成较为押韵的三言四言诗，如赵南星的《女儿经》；有的图文并茂，使诵习者易于接受和摹仿，如吕坤的《闺范图说》，该书刊行后，“当时士林乐诵其书，摹印不下数万本，直到流布宫禁”[20]。女教书籍主观上是为宣扬礼教，普及儒学，使女性接收“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思想，“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经烈女传女戒女训之类，不可不熟读讲明，使他心上开朗，亦闺教之不可少也”[21]。但是，在客观上，女教为广大妇女提供了最初的启蒙教育和文化熏陶。一些女性在幼年时期从阅读女教书籍开始识文断字，为接受其它诗词、歌赋的训练打下基础。嘉兴的桑贞白接受母亲的教诲，在《香奁诗草》自跋曰“幼荷严母庭诲，曰究女训列传经史，以明古今。方识汉有曹大家，中郎女，晋有窦淘妻，宋有朱淑真，明有朱静庵，俱各隽才巧思，异句奇章行世，心甚企慕”[22]。妇女在接受正统思想教育的同时，也接触了大量才女的诗歌，必将产生良好的熏陶作用。
2．一片闲心对落花：文化成果的闺秀化
明代宦门妇女盛行缠足。足不出户的生活方式决定她们较之以往女性更多一种幽居的闲适。在庭院之内吟风弄月、赏花斗草、乃至闲坐暇思、吟诗作赋、抚琴绘画，闲居在家相夫教子，故她们的吟诗和绘画多反映闺阁情趣，达到排解闺怨、消遣时间之目的。万历末年，江南士人侧室秦昭奴，“虽爱有所钟，而分制于嫡系。每当春灯秋月，独宿多愁，常常“夜深滴泪，和墨成吟”[23]。
诗歌方面，明代宦门闺秀借助其俊逸诗才，抒发丰富的情感，达到以诗传情达意。工部尚书黄珂之女、散文大家杨慎之妻黄峨，博通经史，工笔札，在其夫被谪滇时留蜀理家政。在长期的夫妇分离的日子中，黄峨寄情于诗歌创作。在《寄夫》中写道：“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怜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诗中频频用典，读来朗朗上口，思夫念夫之情溢于纸上；“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青山不杜鹃”的诗句又表现出黄峨的潇洒和豁达。[24]
绘画方面上，足不出户、独守空阁使女画家们更增添对脱离世俗束缚的向往。她们多留意周边的花草树木，故绘画多花鸟、观音罗汉画和山水画，流露出鲜明的女性情趣和特征。花鸟画是女性画家们最热衷表现的题材，如李因《梅花双禽图》。明代画家贡士文从简女，翰林待诏文徵明玄孙女文俶（1595―1634年）精于花草虫蝶画的创作。明末钱谦益评其“所见幽花异卉，小虫怪蝶，信笔点染，皆能模写性情，鲜妍生动，图得千种，名曰《寒山草木昆虫状》”[25]，清代张庚在《国朝画征续录》赞誉：“吴中闺秀工丹青者，三百年来推文俶为独绝云。”人物画创作表现救苦救难教义的佛像画最多。桐城人大理卿方大镇之女方维仪（1585－1668年），十七岁时嫁于桐城文士姚孙，夫君患了绝症当年离世。方维仪请归娘家，全身心地守志于“清芬阁”，清灯孤影，潜心于诗画。方维仪因命运坎坷多舛，毕生绘制带有救苦救难教义的观音、罗汉像，以求精神上的寄托。她们的绘画艺术曲折地表达了封建社会的重重伦理道德的束缚下婚姻和生活的痛苦。
3．娥眉都有千秋意：名媛结社、出版诗集
明代结社风气原本浓厚。谢国桢先生说：“结社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广东、江西、山东、河北各省，风行了百数十年。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那时候，不但读书人要立社，就是女士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26]明代文人结社的风气对女性诗人产生影响，一些名门望族、官宦世家往往形成女诗人群体。如吴江沈家和叶家、山阴祁家、桐城方家等，分别涌出了许多才女。引人注目的是明末安徽桐城官宦方家形成了一个“名媛诗社”，其成员主要是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姊妹与方维仪弟媳吴令仪及其胞姐吴令则姊妹共五人，在她们周围尚有其亲眷多人。
明代，随着女性创作自觉意识的增强，有些宦门女性自愿结集出版诗集，诚如陈文述所说：“娥眉都有千秋意，肯使遗编付劫尘”[2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有一批明代女诗人的传记，她们出版了许多诗集。桐城人方维仪有《清芬阁集》、《宫闺诗史》、《闺阁诗评》、《静志居诗话》、《微生录》、《尼说》、《七惑》等、方维则著有《松茂阁集》、方孟式著有《纫兰阁集》[28]。国子监丞之妇当涂人氏博学能诗，有《士斋集》三卷。翰林陈沂继室马问卿善长做诗，有《芝居集》，年近八十，且不废吟咏[29]。工部郎中叶绍袁吴江女诗人沈宜修(1590—1635)辑当代名媛38人诗为《伊人思》一卷。可见明代女性开始重视的文学作品的结集出版，保存了女性文学的成果，推动女性文学的传播。明人对女子诗歌总集的编纂逐步专门化,出现了以郡邑、家庭为单位的合集,如《娄江名媛诗集钞》等。
明末还出现了一些专收女性诗文的文学选集，如钟惺编辑的《名媛诗归》、郑文昂辑录的《名媛汇诗》等。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目录，明代有《古今女诗选》六卷（郭炜编）、《古今宫闺诗》、《看奁诗》十种十二卷（周履靖编）、《名姝文灿》十年（张嘉和编）、《石仓十二代诗闺秀集》（曹学诠编）、《女才子四部》、《胭脂玑》、《予怀集》、《名媛新诗》、《闺秀逸诗》、《内家吟》等十余种[30]……明代女子做诗并结集出版的现象并不鲜见。从书名看，其中不少为宦门闺秀所作。这些选集的出现，为女性学习作诗提供样本，进一步推动女性文学的高涨。
4．江南地杰人灵秀：才女的地域性分布
江南地区经济富庶、文风鼎盛。市镇上聚居着相当数量的达官贵戚、文人儒士。一些官宦之家同时又是诗礼之邦、书香门第，特别重视教育。这一时期的江南社会，对女性教育很重视，开始对有才华女子推崇钦慕，吴地文人常常将有才华女子誉为有“咏絮之才”，激发了江南宦门女子学习诗书琴画、追求知识的热情。江南苏州一带出现一批女诗人、女曲作家、女弹词艺术家，“不仅名门闺秀学诗作文，小户女子也执笔以试，反映一时之风尚”[12]。
另外，蜀女多才，自古为然。明代四川风俗，女子自小从师上学，与男人一般读书。还有考试进庠，做青衿弟子。四川成都府绵竹县武官闻确之女蜚娥，年十七岁，风姿绝世，自小习得一身武艺，最善骑射，直能百步穿杨。一向妆做男子，到学堂读书。如此数年，学得满腹文章，博通经史，还考中秀才。[31]
四、明代宦门闺秀文化素养提高的原因
1．商品经济的刺激
明朝中后期手工业的长足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社会物质生活有了极大丰富，大大刺激社会各阶层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流通的兴起,客观上促使明代刻书业的发达。苏州是东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大大小小的刻书商有几十家之多，他们除刻印经、史、子、集以外，也刻印各种畅销的通俗读物。这些都促使人们的文化素养普遍提高。
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刺激下，传统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发生改变。一方面，社会上物欲横流，金钱日益成为主宰社会的力量和衡量价值的砝码。一些抱贞守节的士大夫放下文人雅士的架子，开始经商谋利。这不仅需要男子具备一定手工技能，经商才能，而且对家庭女性的技能和知识要求也相应提高。另一方面，女性开始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下突破传统禁锢，开始追求社会地位的平等和自身的才华发展。
2．文化教育的普及
明代宦门妇女所受教育与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有密切关系。首先，明代通过儒学选仕，激发民众求学的热情，促使各地郡县办学及儒学兴起。全国书院较多，讲学之风较为盛行。在某些地方，如泰州，无论乡野村庄，还是市井人家，读书风气都很浓厚，可谓“茅茨陋巷絃诵相闻，蔚然有文雅之风” [2]（卷一）。这种较发达的教育业及较浓厚的读书氛围，或多或少地对生活其中的女性产生良好的影响，有助于她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其次，嘉靖时期党祸酷烈，政治纷乱，士大夫纷纷避世。到了嘉靖末年，许多士大夫和商人修建了园林，歌舞娱乐，并间及绘画等艺术，成化中后，“比岁以来，又有打枣杆、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32]。这无疑会对女性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这种艺术氛围也为女性进行艺术创作提供了良好环境。
3．家庭环境的熏陶
社会地位较为尊贵的宦门闺秀较之一般平民女性，优先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官宦家庭生活富足，有宽裕的经济实力承担起子女教育费用，同时也愿意在教育上加大投资；第二，宦门男子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往往希冀家中女性能够通过读书识字吟诗诵词“知伦常日用之事”，提高妇女相夫教子、治家理财的能力。知书识礼，才华出众的妇女为家族家庭带来良好声誉，从而提高整个家族文化水平。第三，这些家庭的妇女生活较为优越，不为衣食所忧，得以从家庭劳务负担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闲暇时间和更好教育条件，去学习深层次的文化知识。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家庭是女性主要的生活范围，家庭的影响促成了三类才女，“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唱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相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世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33]第一类如仇氏（仇英之女），邢慈静（邢侗之妹）等；第二类如文淑（赵灵筠妻），崔子忠妻女，李因（葛征奇侍姬）等；第三类如文氏（张昌嗣母），龙夫人（孝廉科宝母）等。明代的女性正是受到家庭影响，长期耳濡目染，得名士、亲属的指点，又有家藏摩习，因此在绘画方面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4．进步思想的推动
明代，随着宦官权贵持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思想文艺界出现了个性解放运动，社会上市民意识和新的人生价值观念兴盛，人性得到重视。明代社会上出现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抨击封建礼教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偏见，为宦门女性努力冲破封建禁锢提供了不可阻挡的动力。李贽指出“谓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观点是一种偏见，因为“人有男女之别”，而“见无男女之别”。李贽在麻城教学时，公开招收女学生，且他和女学生之间是平等的，不讲师道尊严[4] (P59)。李贽关于女子教育的进步言论为明末妇女解放思潮的到来发出了先声。赵源在《古今女史·序》中说：“夫‘无才便是德’似矫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真平等之论。”他提倡对于女子的教育应该是才德兼备，而不应该片面追求“无才便是德”，这对于女子而言是不平等的。冯梦龙主张女子无才就不能成全妇德，对闺阁女性的才智大加称赞[34]。叶绍袁把德、才、色三者并重，誉为“三不朽”[35]。社会对女性知识的要求和对女子才华的赏识促使了宦门女性关注自身的教育和解放。
由于商品经济的刺激、文化教育的普及、家庭环境的熏陶、进步思想的推动、以及地域性文化的繁荣和女教的兴盛，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商品经济发达、文化氛围深厚的江南官宦之家，涌现出许多才华横溢、文化艺术素养较高的才女。尽管她们所接受教育的方式比起男子极不正规，接受教育的人数相对于男子极为有限，但是她们多多少少获得了文化的熏陶，并出现才女辈出、女性文化较为发达的繁盛局面，这在礼教森严的古代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注释：
[1]黄佑：《南雍志》
[2]崇祯《泰州志·职方志·风俗》
[3]陈宏谋：《教女遗规》卷中《闺范》刻印本
[4]李贽：《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5]《明史·后妃传》卷一百十三，中华书局1974版。
[6]朱权 等：《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版。
[7]苏者聪：《中国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刘若愚：《明宫史》木集《内府职掌》。
[9]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华书局1982年版。
[10]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M]，古籍文学出版社1957版。
[11]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12]许周鹣：《明清苏州名门才女群的崛起》[J]，《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2 期。
[13]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书店1984年版。
[14]冯梦龙：《醒世恒言》[M]，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5]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版。
[16]《梅树家藏稿》，卷五八。
[1]相关研究有：丁伟忠的《明代的妇女教育》，《中国典籍文化》1994年3期；钱芳《明清女画家现象考》，《博物馆研究》2006年第2期；何春红：《浅析明代的平民女子教育》，《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1期；欧阳珍：《明代妓女词人述略》，《河池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１期；黄丽雅，陈丽金：《试论明代的青楼美术教育》，《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2期；王细芝：《明清江南商业经济对闺秀文学的影响》，湖南商学院学报，第2007年4期。
[2]谈迁《枣林杂俎》义集 彤管 ，281页，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
[3]朱竹《明诗综》
[4]苏者聪：《中国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P284
[5]苏者聪：《中国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P280
[6]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三，《女辩继母诬陷书》，中华书局，1982年，P121
[7]黄建军：《丹青出粉黛》，《中国书画》2004年 07期
[8]谈迁《枣林杂俎》义集 彤管，281页，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
[9]钱芳：《明清女画家现象考》，博物馆研究，2006年第2期。
[10]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古籍文学出版社，上海，1957年，P768
[11]谈迁《枣林杂俎》义集 彤管 ，280页，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
[1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古籍文学出版社，上海，1957年，P753
[1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古籍文学出版社，上海，1957年，P768
[14]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P57
[1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古籍文学出版社，上海，1957年，P732
[1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古籍文学出版社，上海，1957年，P733
[17]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P73
[1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古籍文学出版社，上海，1957年，P753
[19]苏者聪：《中国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P357
[20]陈宏谋：《教女遗规》卷中《闺范》刻印本。
[21]转引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84年，P190。
[22]苏者聪：《中国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P338。
[23]谈迁：《枣林杂俎》义集 彤管，280页，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
[24]苏者聪：《中国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P300。
[25]钱谦益：《初学集·赵灵均墓志》
[26]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7] 转引《明清女性的文学》
[28]朱竹《明诗综》
[29]谈迁《枣林杂俎》义集 彤管，281页，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
[30]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31]凌濛初：《再刻拍案惊奇》，卷17，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2]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词曲，卷25，647页，中华书局，2004年4版
[33] 引自冼玉清《广东女子艺文考》自序
[34] 冯梦龙：《智囊全集》，《闺智部总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04。
[35] 叶绍袁：《午梦堂全集序》，上海贝叶山房石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