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2015-4-26 第10版）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带”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旨在中国西部打开通道，涵盖东南亚、东北亚经济整合，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总体趋势；“一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努力建立海洋新秩序，并促进中国海洋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2015年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该文件近9000字，系统勾勒了“一带一路”路线图。 中央推出《愿景与行动》，加快构建“一带一路”，中国如何绘制经济发展新蓝图？近日，沸沸扬扬的美国TPP和风生水起的中国亚投行的关系是什么？亚投行又与“一带一路”存在哪些关联？在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大背景下，如何走出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崛起之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如何为中国和平发展服务？在“一带一路”的机遇中还存在哪些挑战？针对上述提问，本社记者采访了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志民教授。
2015年4月10日上午10时，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邹统钎教授（左）向对外经贸大学王志民（右）教授颁发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聘书
非对抗性的和平路线 “一带一路”的目的是实现与亚欧大陆国家通过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为亚欧大陆经济的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从国内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对外开放，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经历了三个地缘层次：从经济特区开放试点开始，到沿海、沿江、沿边、沿路开放地区，再至西部地区的开放。“一带一路”与我国加快中西部开发、推动区域发展平衡密切相关，与我国推进“走出去”战略、构建全方位对外合作格局密切相关。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要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将更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同时欢迎各国搭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中国通过在国际上投资，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相互提升软实力的同时，中国还会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与自身实力相适应的国际公共产品，坚持走和平崛起道路，做到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一带一路”的出发点。相比于促进中国西部和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带”，“一路”多了些许破围的意味在其中。本世纪的前10年，美国忙于反恐和处理中东乱局，无暇东顾。中国的崛起逐渐成为一种客观趋势。
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高调提出“重返亚太”，实施所谓“再平衡”战略，意在遏制或者至少减缓中国的崛起进程，与东南亚国家数十年来推行“大国平衡外交”不谋而合，所以美国联合日本、菲律宾、越南等亚洲国家为中国制造了从东海到南海的领土争端链。“在此基础上，出于防御而非对抗的原则，中国提出向西开放的‘一带’。相对来说，在中国西部和北部，几乎没有什么美国的盟国，有的甚至还是美国的对手或潜在的对手。如俄罗斯、伊朗，甚至印度也不是完全跟着美国走，这样我们可以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王志民教授介绍称。 对抗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本着非对抗性原则和现实考虑，推进“向西开放”的“一带”和“向南推进”的“一路”，来应对挑战，“一带一路”应运而生。《愿景与行动》中提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时，赋予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内涵，亚欧大陆桥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设施联通”的重要作用。 相比于“一带一路”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良好的发展潜力，不能忽略中国所处地缘环境的复杂性。 充分认识机遇与挑战并存，有利于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打造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不同于马歇尔计划 现在国际上流行比较观点，有不少外国学者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和美国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做出比较。实际上，“一带一路”和以上三种战略几乎没有可比性。 美国的所谓“昭昭天命”（即天定命运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和21世纪的“一带一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一带一路”从词面理解也不是“昭昭天命”，而是一个主观的行动。从深层次考虑，“一带一路”是促进沿线国家开放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战略举措，也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不能和“昭昭天命”美国依靠硬实力的对外扩张、自诩为‘上帝的选民’混为一谈。 1823年，美国出台门罗主义，直接表白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其实本质内涵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门罗主义的实质是将拉美国家作为美国的“后院”，不允许其他列强染指。而“一带一路”是非对抗性的政策。2013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指出，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很多学者对克里的讲话表示质疑，认为美国很难终结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时下最流行将“一带一路”比作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王志民教授表示：“不赞同。” “一带一路”产生的时代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而马歇尔计划推出的时代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形成时期，是美国组建反苏联盟、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关键一步。 “一带一路”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原则，实际是同伴而不结盟原则。不附加政治条件，以经济上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为目标。不同于马歇尔计划以意识形态画线、利用欧洲盟国作为对抗前苏联的前沿阵地。“一带一路”强调“合则强，孤则弱”，平等协商，兼顾各方利益。但是马歇尔计划通过要求受援国必须购买美国商品等方式，主导了西欧的经济，而实际上却侵犯了受援国的主权完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美国为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如现任外交部长王毅在其撰文《201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生水起》所中提到的，中国“一带一路”的出发点是希望实现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秉持的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理念，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一带一路为古老的欧亚大陆开创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将为这片广袤大地的振兴插上两只强劲的翅膀。
AIIB和TPP AIIB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亚投行）的首字母缩写。TPP是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缩写。 “美国积极推动的TPP，在将中国、印度、俄罗斯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想建立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FTA），难度很大。连美国的盟友日本，其农业也不堪重负，日本农民持续对此提出抗议。加之近日菲律宾‘闪退’TPP，加入亚投行。TPP制定一系列严苛标准背后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王志民教授认为，这里存在的问题值得深思。 相比之下，中国希望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亚投行作为公共产品之一，可以为“一带一路”打好基础，做下铺垫。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举世瞩目。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2014年10月7日发表的《全球经济展望》指出：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7.6万亿美元，超越美国的17.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虽然王志民教授本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相比于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和已经取得的成果，中国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与经济实力不相匹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截至2015年4月18日，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是16.85%，拥有一票否决权。中国的投票权是3.81%。同样，中国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中的地位也相对较低。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难以发挥与自身经济地位相等的作用，创立了亚投行这样的金融机制，希望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给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的机会，并和“一带一路”相呼应。 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及韩国等美国的盟友相继加入亚投行，也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改革迟缓的不满和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 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的状况下，亚投行将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世界各国对亚投行的热情，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也为“一带一路”的实施增添了信心。 英国地缘政治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提出“心脏地带”理论，认为处在所谓“心脏地带”的国家，发展过程中会更占优势。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提出“边缘地带”理论，认为“边缘地带”比“心脏地带”更具优势。 从中国自身视角看，发现中国是横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并使二者相连的地缘核心国家，可以集中“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地缘政治经济上的双重优势和安全方面的双重劣势。
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带一路”期待与沿线国家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以此实现互利共赢、互利互惠。作为“命运共同体”，中国与沿线国家面临包括恐怖主义、能源安全、跨国犯罪、海上救援与搜救、水资源与环境安全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存在“一荣俱荣、一损皆损”的态势，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处理好非传统安全问题，尤为重要。以水资源为例，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西部和“一带一路”的部分沿线国家面临着水资源供应短缺与水资源安全问题。“中国的西部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水资源稀少，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另外人口相对来说比较少。如果在中国西部搞工业的话，不管是重工业也好，轻工业也好，水都不够，而且还会破坏当前中国西部的生态环境。”对“一带一路”中所要面临的挑战，王志民教授表示，“我认为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产业，不要只关注于重工业，其实重工业是已经过时的一个产业了。除去重工业，我们可以在西部发展石油产业、服务业、旅游业、物流业等产业。另外，保护自然环境，土壤改造也很重要。”王志民教授想到某些专家学者正在致力于研究水资源问题。“针对水资源短缺问题，某些学者主动出击，直面问题，提出引进水资源的设想，大体是希望把东部的水运输到新疆去。我非常欣赏这种构想，这还是一个长远的问题。”透过一些国际问题学者对如何解决水资源问题，提出的不同解决方式，我们看到了多种前景和希望。总体来讲，水资源短缺是一个还有待研究的问题。需要我们国家对这个问题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综合全面系统的考量，然后再提出确切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通过“一带一路”，实现与沿线国家互利互惠，共建繁荣的目标。谈及“一带一路”可能面临的潜在挑战，王志民教授引用了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在国际政治学界引起激烈的争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关于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是“文明的冲突”的观点。“亨廷顿认为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会很快到来，未来可能会发展到基督文明和儒家文明。我认为文明间的交流、竞争，甚至会爆发冲突，在‘一带一路’上会逐渐显现出来，虽然现在我们还看不到，但一定要加强预测性研究。”王志民教授对未来的潜在挑战做出自己这样的预测。反观近期公布的“一带一路”路线图，“一带”包括三条路线：第一条是从中国出发，经过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第二条是从中国出发，经西亚、波斯湾，最后到达地中海；第三条是从中国出发，经东南亚、南亚，到达印度洋。“一路”包括两条路线：都是从中国沿海港口出发，一条去往南太平洋；另一条过南海、印度洋，最终抵达欧洲。 “一带一路”途经60余个国家，人口总数达到44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3%。“途经的不同国家涉及了基督文明，儒家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如果经济合作重视文化内涵和文化影响，长远来看，会对‘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产生不利影响。”王志民教授介绍称。“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并不是希望文明冲突，而是不希望文明冲突。但是这个现实我们要研究它，尤其是放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去研究。”王志民教授并不希望文明冲突，而文明冲突的观点对“一带一路”的潜在挑战，是否是国际问题学者王志民教授“叶落而知秋”的有效推测，答案要交由时间去验证。
欢迎搭乘顺风车。“虽然英国加入亚投行的举措为美英所谓‘特殊关系’在短时间内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时英国国内遇到了一些如苏格兰独立的民族问题和随之而来的经济问题等。从长远来看，英国加入亚投行，是看到亚洲发展的机会，看到与亚洲合作的必要性。 俄罗斯最初对‘一带一路’存有疑虑，主要原因是沟通不够。索契冬奥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对此达成共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俄共同利益所在，与现有的欧亚经济联盟并行不悖’。”王志民教授称。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认为：“未来中国与包括吉在内的所有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关系只会更加巩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也将从中受益。” 正如习近平主席2014年8月在蒙古国发表演讲时所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附：原文报道链接： http://e.mzyfz.com/paper/paper_3919_1846.html
